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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長大了,我他媽也老了”——黃永玉作品展背景資料之二
2013-10-14 10:57:00   來源:   評論:0 點擊:

黃永玉在萬荷堂養了十來只狗,近十只貓,各自有名。一只叫科學的川東獵犬滿院跑,另一只叫民主,因為好斗、愛咬同類,關進了籠里。這是南方...

黃永玉在萬荷堂養了十來只狗,近十只貓,各自有名。一只叫“科學”的川東獵犬滿院跑,另一只叫“民主”,因為好斗、愛咬同類,關進了籠里。

這是南方周末記者第二次采訪年近九十的黃永玉,他煙斗不離口,一餐吃一碗飯,不近視老花,口齒清楚,走路飛快,只有左耳不大靈光。他晚睡早起,每天工作八九小時,上午寫文,下午畫畫,周六日晚必看《非誠勿擾》。因為看電視,他知道斯諾登,說這是“奧巴馬在全世界搞水門事件”,說完笑:“你看,還沒有人這樣說過。”

2009年,黃永玉寫了一幅字,“世界長大了,我他媽也老了”。

2013年7月,黃永玉為畫展和生日宴親手寫了請柬,毛筆小楷,開頭都是:今年我九十了。

2009年黃永玉原本打算戒畫,結果沒戒成。戒畫是因為急著寫自傳體小說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》。小說2009年開始在《收獲》上連載,一張稿紙500字,寫滿70頁才夠一次連載的量。

黃永玉照他“寫到哪算哪”的寫法,每天寫兩千來字,從1924年寫到1937年,已有60萬字,即將出版。“不會寫到今天,到文化大革命就結束了。”為什么不寫到今天?“你會告訴我為什么。”黃永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。

小說最近卡住了。他寫13歲離家,到山里的小縣城上學。想不起晚自習點的是什么燈。“那時沒有電燈,一人用一個蠟燭肯定不行,沒有這么闊氣,點油燈也不可能。”沒人可以求證,有來往的最后一個同學也過世了。怎么解決?他打算在書里老老實實地寫:這個地方我搞不清楚了。

“都死完了,”黃永玉語氣不哀不怨,“我原來最小,現在成最老的了。”

2013年7月1日,黃永玉的老朋友、翻譯家陳實去世,享年94歲。

黃永玉和陳實一共只見了三次面,信卻寫了二三十封,黃永玉用毛筆寫,每次八九張。最后一封陳實來信字跡已經歪斜。她曾在信中說,幸好沒有回大陸,否則到“反右”肯定自殺。

2011年黃永玉去陳實家,一起聽音樂,他坐在很窄的一個椅子上,她躺在床上。陳實愛肖邦的《雨滴》,后來黃永玉送了她一幅畫,就叫《雨滴》。

臨別陳實對黃永玉說了一句話:“你要小心,不要踩地雷。”這是兩人最后一次見面。

黃永玉笑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:“我在政治上沒有什么特別的聰明,就是根據常識來過日子。”

7月3日,湖南美術出版社派大隊人馬送《黃永玉全集》樣書。書小心翼翼從封套中抽出,端放黃永玉面前。

為出全集,出版社網上征集黃永玉作品,征來三十多張。全集執行主編左漢中鑒定:沒一張真品。一對老實巴交的夫妻拿來一張兩萬塊收的人物畫,署名黃永玉,畫風模仿的卻是上海畫家華山川。

2013年8月15日,萬荷堂將舉辦黃永玉90歲生日慶典,他在請柬結尾提醒:嚴格一人一券,不帶寵物(包括小孩)。生日慶典第二天,他的個人畫展將在國家博物館開幕。

不到二十歲,見了木刻界的圣人

在流浪的時候因為有這個思想,所以苦都不怕:咱們是無產階級,有朝一日天下是咱們的,資產階級肯定要垮臺。

南方周末:你13歲去廈門集美中學上學,成天泡在圖書館,看些什么書?

黃永玉:自然科學的多些,像地質學、氣象學。比如達爾文,他不只是大科學家,文學也有修養。有本書很有趣,叫《動物和人類的表情》。他19歲寫的《貝爾格兵艦上的報告書》,也很好。

達爾文的學生萊伊爾寫了一本《普通地質學》,其實很不普通。他們文筆都很好,讀起來都像文學作品。

萊伊爾這本書,沒想到對以后畫畫很有作用。我看別人畫過,一個花崗巖的山上有水源,那就犯了常識錯誤,一般沖擊巖、石灰巖上才會有水。

南方周末:木刻和繪畫都是自學?

黃永玉:是自學的。在學校,老師讓我參加木刻協會,交了一塊多的入會費。之后慢慢受到教育和影響,知道中國的木刻是魯迅先生開創的,接觸到一些版畫家,都有進步思想,慢慢的儼然自己也是個進步的人了。在流浪時因為有這個思想,所以苦都不怕:咱們是無產階級,有朝一日天下是咱們的,資產階級肯定要垮臺。

南方周末:哪些作品最早影響你?

黃永玉:像野夫、李樺、黃新波、陳煙橋這些人。也不是影響,我們不一樣。我的木刻風格,主要以家鄉民間藝術作基調,同社會流行的不一樣,所以后來受批評。1947年有本雜志罵我和錢鍾書,說錢鍾書作品是資產階級的,我的木刻也有這種傾向,戰斗性、人民性不夠,沒有好下場。

南方周末:嘯高、葉靈鳳和黃苗子,都是不喜歡借書給人的“孤寒種”,但你在三位先生那里看了很多書,為什么?

黃永玉:他們覺得我這個小孩還比較誠懇,而且真實地在讀書。葉靈鳳先生在香港有一個大房子,藏書非常多,我隨便要借,他都借給我。他相信我的信用,借了不會弄壞,會還給他,有的人借書不還,太可怕了。

南方周末:在葉靈鳳那兒都看了些什么書?

黃永玉:很多外國畫冊,古典、現代的都有。現代繪畫是馬蒂斯、畢加索,美國的本·沙恩,還有個非常重要的版畫家羅克韋爾·肯特。再是丹麥版畫家麥綏萊勒,魯迅、郁達夫、葉靈鳳都介紹過。解放后我居然接待過他,你說多巧!對木刻界來講他簡直是圣人,我居然不到二十歲就見到他,而且作為美術家協會的工作人員,陪他在北京參觀。他還送我一幅原作。

南方周末:他到中國來什么機緣?

黃永玉:中國請他來。中國那個時候比較保守,這個老人家來,是他的女朋友,不是妻子,陪他一起來,又高又大又胖又黑,掛了一些圓珠項鏈,很大一顆顆球,像魯智深一樣。上面居然叫我們暗示他,歡迎他下次同夫人一起來。 

還有一位墨西哥左派畫家西蓋羅斯,也是一個革命家。他從蘇聯到的中國,在蘇聯時發表了一些對印象派、現代繪畫的看法,不是蘇聯那種理論,這邊就有人打了招呼,說這個人的藝術觀點有點問題。我們接待了他,一起照相、一起玩,他走了我們才聽說:他是墨西哥共產黨中央主席,我們的領導都不知道。你說多好玩啊!

黃永玉喜歡談狗,“民主”和“科學”是他養的兩條狗。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:“你看,‘民主’被關進去了,‘科學’也就不鬧了。” (南方周末記者 蔣彬/圖)

世界不會永遠是這樣

“文革”很厲害的時候,有兩個外頭來的青年拿皮帶頭打我,我一動不動讓他打,兩個人一起打了224下。那天是我的生日。

南方周末:你1946年去了香港,為什么后來要回大陸?

黃永玉:我認為我很左,是進步的,回來才知道自己落后。我想入不入黨都沒有關系,大家都是左派,回來后才發現分別這么大。那時候在香港有朋友啟發我讓我入黨,問我有什么要求,我不懂,我以為他要讓我加薪、提級,我說你不要客氣。以后懂事的時候想入,又不要你了。

南方周末:一直有個說法是,沈從文給你寫信,召喚你回大陸,所以你回來了。

黃永玉:他不召喚我,我也會回來,因為我是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的常務理事,是沒有辦法才到香港的,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有一個國家、有一個新的社會,這么平等、這么自由、能夠有好發展,怎么不回來呢?

南方周末:回來后有過失望嗎?

黃永玉:沒有的,那個時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,看到三輪車都高興,在天安門第一次參加國慶游行,看到了毛主席,我們跟著文藝大軍,眼淚流得路都看不見。從來沒有考慮有什么失望不失望,為什么呢?我們腦子里面裝的東西原來就不多,現在又看到每一個人都這么平等、這么樸素。

不叫做失望,就是慢慢發現有一點問題。比如說,我尊敬的一些前輩、好朋友,怎么都變右派了?我了解他們,一起反對國民黨、一起斗爭的,甚至有的人不怕犧牲生命的,有些人還是老共產黨員。就有點懷疑,但是(覺得)一定有我們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,是我們自己無知。

我自己的工作很認真,學校也對我挺看重,我也不是延安來的美術老干部,也不是徐悲鴻培養的學生,我一個人到了美術學院,80%的留學生都讓我教。

當然我還有很多毛病,喜歡聽外國音樂、鼓勵學生看外國文學、看外國繪畫,也養狗、打獵,禮拜六帶個帳篷出去露營,這是資產階級作風,所以要檢查。每一個運動來了要檢查,不就是認錯嘛,運動過去了不還是老樣子嘛。批判我的人、提意見的人也跟我一起玩,聽我講音樂、講文學,還跟著我出去打獵。因為本身其實的確不是個事。你說是不是?

南方周末:你那時主要是不理解?

黃永玉: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時,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。文學界、美術界、音樂界、戲劇界,上千人,都集中到西郊的社會主義學院去,馬思聰、夏衍、田漢……都在里面,然后回原單位接受批判,那個時候都不懂。

“文革”很厲害的時候,有兩個外頭來的青年拿皮帶頭打我,我一動不動讓他打,兩個人一起打了224下。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,我愛人拿熱布給我敷,哭起來了。她說當時有人叫你不要回來,你都不會相信的。我說不要這么說,世界不會永遠是這樣的。不是說我有一個具體的信心,人類生活的規律不會是這樣的,怎么會永遠這樣的呢?

人這個東西真拿不準!

江青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,幸好她不喜歡我,要是她喜歡我,把我提拔出來,我說不定會做多少壞事!

南方周末: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內地的作品有區別嗎?

黃永玉:區別很大。在香港的時候是“左傾幼稚病”,表現工農兵。但是兵沒有地方表現,就表現工人受苦,自己虛擬、想象的那些斗爭、貧窮、老百姓受帝國主義壓迫,刻了這么些東西。

回來以后也表現解放后的生活、大躍進,上面說什么我們刻什么。說羊喂得像牛這么大,我就刻一個非常大的羊。人民公社蓋房子,我就畫了一個公社食堂。(畝產)一萬斤糧食,小孩可以在(稻穗)上面跳舞,我就刻一張小孩在上面跳舞。我不一定相信。因為我必須要工作、要創作,《人民日報》要登,我就刻。

南方周末:你不相信,刻起來不會有抗拒嗎?

黃永玉:那個時候的群眾情緒你現在體會不到。前兩年有人說,那你不是幫著說謊?我說,那個不叫做說謊,那是真的興趣,真的刻出來,明明知道它靠不住。說香山那邊一頭豬,用牛配它,牛和豬怎么能配種呢?說是配了,豬養得像牛這么大,不用喂,滿山吃草,所以我等著看,要是真有,我要去刻一張。

南方周末:回來后做木刻,是純粹任務性的還是有稿費?

黃永玉:有的是任務,有的是自己即興的創作,有的是教學的范本。政府給的任務,也有稿費,比如說《人民日報》,正常情況是5塊錢一張,最多是8塊,一張要刻好幾天、十幾天或者一個多月。但是這個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刻出來了,發表了。也不是不重要,你一個月有這么幾張作品發表了,多二三十塊錢,還是挺解決問題的。

南方周末:你在干校三年,被禁畫。1972年“禁畫”解除,此后的這一階段,你做了些什么作品?

黃永玉:“四人幫”垮了以后,毛澤東紀念堂后面那一張大的畫,很多人出稿子。每個星期二還是星期三,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、葉劍英、李先念等人要開會,就是討論毛澤東紀念堂的進展,那個畫稿老不批準。最后領導就說那你畫一張,我就撿地上一張清華大學不用的設計藍圖翻過來畫,地球、黃河、長江,然后是山脈。后來胡喬木同志告訴我,他也在場,大家一看就批準了。什么原因呢?它有概括性。我用毛的兩句詩詞:問蒼茫大地,誰主沉浮。就這樣我就開始工作了。

南方周末: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開始不寫小說了,去做服裝史研究。當時你有問過他為什么嗎?

黃永玉:我相信他對事物的判斷力沒有這么高明,只是一個天生的珍貴的務本心理:這個我干不了,就挑一樣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。這么幾十年我同他沒有談過文學,這事怪吧!

“文革”后有一天我們和一些領導人在釣魚臺吃飯,我坐在廖承志旁邊,他問我,你講講看,你怎么和“四人幫”斗爭的?我說,我哪還敢跟他們斗爭?我才不敢呢!頂多我沒有求饒。他說不求饒也是斗爭。

江青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,幸好她不喜歡我,要是她喜歡我,把我提拔出來,我說不定會做多少壞事!人這個東西真拿不準!

(左)人和螞蝗不一樣,螞蝗吸血不聲不響,人吸完人血還罵你不大方。(右)某種歷史家越寫越臉紅。 (黃永玉作品/圖)

“胯下之辱一萬回”

為什么我對那些罪惡的東西憐憫?我站得比他高。

南方周末:你年輕時的很多木刻作品,一些前輩甚至不認識的人看到了,覺得欣賞,會主動找你買畫襄助,這種情況現在還有可能發生嗎?

黃永玉:現在老頭對年輕人,沒有那個時候老頭對年輕人這么好。那些老人家和我一點關系也沒有,但是這些老頭,像臧克家先生,我刻了幾張木刻拿給他,他替我介紹發表,先把稿費墊給我,現在有這樣的老頭沒有?沒有了。

巴金先生,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編輯部宿舍,唐弢先生給我到處介紹工作,還介紹給一個資本家的爸爸畫像,我畫得不像,人家不要,沒有辦法。現在有這樣的老頭嗎?

南方周末:為什么現在沒有了?

黃永玉: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,人同人的關系完全不一樣了。那個時候我們一家把布票節約下來,買一捆帆布自己做個小帳篷,帶著兒女禮拜六叫個小出租車到野外去露營,很太平。現在你敢嗎?小心有人把你殺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把禮法、社會關系完全破壞了,同時讓每個人心里有了一種邪惡的東西,可以隨便殺人、欺負人。

我三四歲時,1920年代,離城里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蠶業學校,仿照日本的制度,培養學生種桑、養蠶。兩層的木樓,有課堂、有實驗室,小時候我叔叔在那里教書,我常常跑到那去玩。我離開家鄉13年,1950年回去,課堂、黑板、課桌、老師的準備室、柜子里的解剖刀,完全照樣,沒有人去動過。

那個時候老百姓生活這么潦倒、這么殘破,沒有人想過要拿那些東西去賣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頭。為什么?一直保持著道德標準,不是誰教的,是一種民族優良傳統,千百年形成的道德習慣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我可以出去露營,我可以有獵槍,大家都有獵槍,因為不怕人造反。有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才怕人有槍造反。因為人心壞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我和我愛人偷偷說過一句話,我說這粒種子會長成罪惡大樹的。我挨打了之后,感覺到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東西,是邪惡的。黑妮那個時候這么小,她說:爸爸你別自殺,我沒有進過孤兒院,我不知道怎么進。

我這個人怎么會自殺呢?抗戰八年一雙小腳板跑了這么幾萬里路,死亡見了這么多,我才不會自殺呢!

南方周末:你覺得一個社會,是人心道德比較重要還是社會制度更重要?

黃永玉:道德是基礎,它能夠使社會鞏固,道德沒有了,社會就要分崩離析。我也不太清楚一些問題,比如說沒有受過教育的一些人,他拜菩薩也能夠管理自己,他拜了菩薩就能夠在很有限的時間、空間里面自己管自己——千萬別做壞事,會有報應的。

南方周末:你信菩薩嗎?

黃永玉:我相信善、惡。為什么我對那些罪惡的東西憐憫?我站得比他高。要是年輕時候你給我一拳,我起碼給你八拳,我打得你半死。我慢慢想通了一個問題,個體不能跟集體打,你可以像韓信那樣受胯下之辱,韓信受胯下之辱,辱了一回,我們是一萬回。

現在的中國會好起來的,因為科學發達了,以前沒有想過科學可以使人向善。這是一個進步。

南方周末:科學為什么會讓人向善?

黃永玉:“五四”時期提出一個口號:要科學、要民主,實際上就是一個,要科學。政治上科學化了,就民主了,不能隨便要人家的錢,不能貪污,貪污在經濟學上是不科學的。

今天有了電腦這些東西,你說誰能夠禁止外界的消息傳進來?過去可以控制,現在是不方便控制,有人想方設法可以看到真實的消息,這就是科學的幫助。

潘金蓮:愛了,你把我怎樣?

文化藝術不是這個勝過那個,那個打倒這個,整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是繁榮的概念。

南方周末:對你美術上有影響的前輩有哪些?

黃永玉:我佩服的人不是很多。我佩服張大千,張大千像鋼琴,其他人像小提琴、大提琴,就是說,他完美、全面,就像梅蘭芳一樣。他畫過一套八大山人的冊頁,賣給日本人,日本人把它印出來了,很貴,我們中央美術學院買了一套,擺在櫥窗里面。張大千一個好朋友有一年到北京,看到那些畫,偷偷告訴我,這是張大千畫的。

張大千博大,身體好,用功,為人也很大方,不辭勞苦。他到敦煌去臨畫,因此長進也很大。那個地方可不是普通的、見識很淺的人有膽子去的,還要有財力。

我曾經諷刺過張大千。那個時候我思想簡單,自認為是左派,他是親近國民黨的。我在香港《大公報》寫文章,他們有一個特務混在《大公報》,透露了消息,他知道了,就叫律師來找我們的領導,那篇文章就沒有發表。

南方周末:你對傅抱石的評價呢?

黃永玉:也是了不起的,他很早就把抽象的和具體的東西融合在一起,還融合得很絕妙。

張大千到后來年老了,眼睛不太好了,就潑顏料,讓它流動,里面再加幾個小房子、小人,也顯得山和水都活了,意思是一樣的。

南方周末:你對趙無極的畫怎么評價?

黃永玉:他表現一種境界,手法很高妙。他1947年還沒有到法國去,在上海開畫展我就看過,那時候他受保羅·克利的影響,又不完全是。后來他的境界、規模、氣派都很大。這么大的一個藝術世界,他占到很燦爛的一個角,有所貢獻。

南方周末:你對當代中國畫整體的評價是什么?

黃永玉:今天這么多的人用宣紙、水墨,畫了很多老百姓喜歡的生活,基礎這么好,畫得很生動,以前沒有過。但有一個遺憾的地方是忘記了世界,世界有很多的藝術、很多的美,不光只有實際的,還有理想、美感這些東西。世界這么大,為什么要永遠停在非常局限的美的觀念里面呢?舉一個例子,是因為有了現代化的房子、庭園才出現現代化的美感,畫也是這樣的。

南方周末:能不能把當代的這些繪畫的成就,跟張大千、齊白石那一代或者更遠時代的成就做一個比較?

黃永玉:文化藝術不是這個勝過那個,那個打倒這個,整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是繁榮的概念,不是“打倒”和“消滅”的概念,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高峰。《清明上河圖》那種技巧是那個時候的高峰,今天有今天的高峰。

今天哪怕是前衛的畫,一千年以后也成了中國的美術傳統。前衛畫里面也有好的跟不好的,也有成熟的跟不成熟的,就像女孩子穿衣服一樣,不是新就好。

南方周末:新不一定好,那舊呢?

黃永玉:既不是新是好,也不是舊就是好。三十年前我就說過,我弄不清楚,什么叫做創新。要畫得好,就要努力,要去探索。一張不算數,一百張、一千張搞完了還不一定到了終點,要別人去完成它,前赴后繼。

南方周末:你畫過一套《水滸傳》人物,是畫了108個嗎?

黃永玉:多一點,一百好幾十呢!有的是一個人畫好幾張。我小時候就很喜歡《水滸傳》,想畫老畫不成,“文革”之前準備刻一套木刻版,當插圖,后來沒刻成。年紀大了刻木刻不可能了,就畫畫,畫上有一些批注,表達了我當時對《水滸傳》的看法。

南方周末:你最喜歡哪些人物?

黃永玉:看人物刻畫的深淺就知道,這也跟我對那個人物的資料掌握多少有關。比如說武大郎,有什么值得去畫的?原來揚州有一個說書的,叫做王少堂,我看過1950年代他說書的一本記錄。《水滸傳》不也是瞎編的嗎?他在《水滸傳》的基礎上也瞎編。他講到武松的時候,說:他大叫一聲,酒缸都共鳴,咣咣地響,這是《水滸傳》沒有的。所以我就畫武松趴在桌子上,沒有醉,假裝醉,手都軟了,眼睛斜著。

南方周末:給武松寫的批注是什么?

黃永玉:武松那句話不重要。我給那些女的批注比較多,因為女的最受苦了,我就很同情。比如說閻婆惜愛宋江的徒弟,這不可以,幸好她抓住宋江同梁山勾結的把柄了,所以利用政治來敲詐宋江,爭取獨立。一個是愛情、一個是政治,加在這么一個小女人身上,你說她厲不厲害?潘金蓮我畫了好幾張,有一張說:愛了,你把我怎么樣?王婆我都說她好,她能夠辯證來談問題,她給西門慶分析跟潘金蓮約會的正反關系,放在今天她是一個科技信息人才。只有一個女的我不同情,叫宋蕙蓮,我寫的是:出賣梁山,勾結政府,存心害人。

南方周末:四大名著里面《水滸傳》是你最喜歡的嗎?其他幾本呢?

黃永玉:其他不適合畫畫。比如說《紅樓夢》,牽扯的方面這么多,連住房、凳子、椅子都講究,怎么畫?可愛的女孩子又那么多,都是漂亮的,還個個不一樣,畫出來又怎么樣呢?《三國演義》就更麻煩了,還要打仗,上百、上千、上萬的人打仗。《西游記》沒有意思。《儒林外史》很好,這個書我最喜歡,比《水滸傳》還喜歡,很耐看。

黃永玉畫水滸人物,刻畫的深淺和他喜歡的程度有關。武松趴在桌子上,沒醉裝醉,手軟了,眼斜著。批注上寫:孫二娘的麻藥不濟事,穩贏的局面弄翻了自己。 (黃永玉作品/圖)

我沒有沈從文的痕跡,有聶紺弩的

最早在陳嘯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《魯迅全集》,是紅布封面的。我每一篇都看過,罵人可真會罵,后來我對什么人有意見,寫信給人家,也學魯迅的方法。

南方周末:你最早開始對文學有興趣是哪個時期?

黃永玉:離開學校以后,有機會見一些先生,思想都是非常進步的,有很多的書讓我有機會看。中國古代文學我有興趣,里面都有很深刻的見解,現代文學就不大有興趣,缺乏古代文學那些筆墨。

中學讀的文學很少。我在中學念過魯迅嗎?念過茅盾嗎?翻了,沒興趣。有一個李劼人,他寫了一本書叫做《死水微瀾》,我對書名很感興趣,借來一看沒有興趣又還了。

多少年以后長大了,受到階級斗爭的教育了,就拿來作為作品好壞的標準,但這個時期是短的。我大量的時期看蘇聯的小說,看俄羅斯的小說。比如1940年代,看屠格涅夫、列斯科夫、列夫·托爾斯泰、阿·托爾斯泰,一直到西蒙諾夫、肖洛霍夫……回頭一看,還是俄羅斯小說好,覺得這才是文學。

我到北京之后,看了很多解放區的小說,比如趙樹理的,也很感動,但是為什么過一陣子就不感動了呢?“文革”的時候《歐陽海之歌》,都說好,我也看了,很快就在腦子里消失了,這是什么道理?后來就想,原來有一個文學性的問題。

南方周末:魯迅和茅盾,也是那個時期看的嗎?

黃永玉:魯迅對我的影響也很大,我不曉得看過多少次了,最早在陳嘯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《魯迅全集》,是紅布封面的。我每一篇都看過,罵人可真會罵,后來我對什么人有意見,寫信給人家,也學魯迅的方法。不光寫信,對人、事情,都是用魯迅的辦法來看,比較尖銳。后來一想,人同人之間的關系怎么老這么刻薄?慢慢就感覺到那是斗爭尖銳時才用的,不斗爭的話何必用這么尖銳的話呢?

南方周末:你對沈從文文章的興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?

黃永玉:比較晚,念中學的時候基本上都沒有,我對現代文學都不感興趣。懂得他的文章是在上海,1947年。之前我在德化做瓷器工人,去理發,理完買了一本《昆明冬景》,七八毛錢,我看不懂。后來看他寫的《丈夫》,他21歲寫的,這么深刻,很了不起。 

他寫我們湘西,讓我們認識他,更認識湘西,把湘西的局面打開給我們。另一個,他的文章這么講究,像繡花這么細致地寫出來。他寫《邊城》,改了不知道幾十次,一句一句地改。

巴金先生像巴爾扎克,博大,寫了社會很多宏觀的事件,沈從文像福樓拜,細膩、講究,他寫湘西河邊一個老頭子同孫女的事情,這么講究,行文認真。他不完全像我們普通講話,充滿地方情調。

南方周末:你覺得他把鄉土的地方的東西變成藝術,奧妙是什么?

黃永玉:主要是文學修養,他本身積累得多。這也是一個奇跡,我說他小學沒有念完,他說他念完了,就算小學念完又怎么樣呢?后來變成這么大的作家,這么有修養的學者。他真是像精靈一樣,哪來的這些東西?

南方周末:他給你傳授過、教導過什么?

黃永玉:沒有。你可以發現我寫的小說里面沒有他的痕跡。如果說我的文章里有聶紺弩的痕跡,我是承認的。聶紺弩的文筆、看問題的方法、表現手法,都非常好,我受了他的一些影響。

我基本上受法國18世紀啟蒙時代和俄羅斯的東西更多,英國菲爾丁、法國狄德羅、俄羅斯契訶夫,受這些人影響多一點,包括取材和寫法。

契訶夫我不曉得看了多少遍,他二十幾歲,筆名還是契洪捷的時候,專找好玩、好笑的事來寫。1950年代我們到十三陵勞動,文藝大軍,住三十六個帳篷,晚上大家一起聊天,我就講契訶夫。翻譯契訶夫的汝龍也在,聽我講,他笑得不得了,說你比我翻譯的有趣得多。

“又不是你一個人死,別人都不死”

我自己過日子,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來做,我有什么夢啊?每天忙得要死。

南方周末:你這幾年讀一些什么書,有哪些你覺得比較重要的?

黃永玉:這幾年讀老書。我在看《尤利西斯》,是我的熟人蕭乾翻譯的。人們老強調它的意識流,其實不僅僅是意識流的問題,它是語言節奏的技巧,很高的技巧。我最喜歡大講故事,從頭到尾講故事。

南方周末:看電影嗎?

黃永玉:看外國電影,中國電影也看。也看連續劇,明明很無聊的,后面要演什么我都知道了,還是連著看下去,拖二十集、三十集、五十集。也有的很好的,我最近看了《男大當婚》,感覺很好,人物也好。禮拜六、禮拜天晚上一定要看《非誠勿擾》,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狀況,一些社會關系。

南方周末:你喜歡這個節目?

黃永玉:我認為很要緊的,我是看的,還鼓動別人看。看到不太像話的事情大家很生氣,還議論起來了。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確,有的人像流氓一樣,像黑社會一樣。還有一些女的,一下子這樣、一下子那樣,都說好了她又不干了,還有的站在那里就讓人很討厭,話很多,啰啰嗦嗦的。

南方周末:你有沒有一直以來的人生哲學?是持續不變的還是有變化?

黃永玉:為自己想,也為人家想,這一點我是力行的。一直是這樣的。基辛格也是這么想的,他當國務卿的時候人家問他,你這個外交為什么搞得這么成功?他說,為自己想,也為人家想。我覺得這個比較具體,你弄古代的幾句話來講,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,這些東西太遠了。

南方周末:現在談得多的是中國夢,能講一講你個人的夢想嗎?

黃永玉:我不想講夢的問題,我自己過日子,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來做,我有什么夢啊?每天忙得要死。

南方周末:對于國家的夢想呢?

黃永玉:你現在問我,我現在才開始想。眼前我感覺到不簡單了,去年、前年我還挺擔心的,去年你們訪問我的時候我還講了,吵吵鬧鬧是一件好事,就怕不吵,一個人說話算數。

但是眼前穩定下來了,解決很多新的問題,心里還是比較踏實,不是吹牛的,是一步一步在做的。

南方周末:你有寫日記的習慣嗎?

黃永玉:沒有,我沒有寫日記,寫日記的話,“文化大革命”抄走我就跑不掉了。

南方周末:你講過你寫文章罵起人來會非常地狠,但是我們看你的文章,并沒有這種東西。

黃永玉:你講得對。需要罵的那種人就不值得寫。我要憐憫他們,憐憫殘暴、憐憫愚蠢。他們為什么會這么殘暴?就是因為沒有文化,打起有文化的招牌,實際上沒有文化。我遺憾的是,好人、壞人都讀書,問題就在這里,壞人也讀書,秦檜也讀書,你說怎么辦呢?文化這個東西要放在壞人手上就麻煩了。他可以動員一些沒有文化的人來做這種愚蠢的事情。

一個人他的對面是另外一個人,那就好辦,是兩個人那就麻煩了,是三個人就夠嗆了,到了五個人、十個人、一萬人、十萬人,你對付他,那你就死吧!你還有什么好說的?對付狼群你沒有辦法的。

南方周末:你怎么看待死亡?

黃永玉:死有很多形式,一種是害病的形式,痛得在床上打滾,也醫不好,子孫們哭。一種是窮死、餓死,沒有飯吃。一種是打仗犧牲。自殺也是一種方式。

我活一天干一天活,不能工作的時候就死了,死了怎么辦呢?跟真正的人民群眾在一起。把人送到火葬場,手上戴的什么表、好一點的東西就留下來,骨灰呢就不要了,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。你留一個骨灰在家里,你兒子對它可能還尊敬,你孫子可能還稍微有點珍重,重孫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。

人生就是這樣,又不是你一個人死,別人都不死。年年都死這么多人,李太白、蘇東坡也沒有怎么樣,活著的人欣賞的東西不過就是他的文章而已。

(本文來源于2013年8月2日《南方周末》,記者李曉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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